受益良多!盘点中国光学大师们的事迹

日期:2018-04-12 人气:886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科学家为中国的光学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很多大师级的人物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们的贡献和品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今天为大家盘点几位中国光学大师级的事迹,当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很大挫折的时候,从这些光学泰斗级的人物中我们能不能学到一些好的品质呢?请有兴趣的朋友们看看吧。

  王大珩

  王大珩(1915.2.26─2011.7.21),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之父”,应用光学家,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办学事迹

  长春理工大学原名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创办,王大珩先生担任首任院长。在此后5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用先进的教育思想引领学校发展,成为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历史根基,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勤奋向学,报效祖国。

  先进的办学思想。担任学院院长期间,王大珩先生主持制定了专业布局、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发展规划,尤其十分鲜明地提出了“突出办学特色”和“两个三结合”的办学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之中。“突出办学特色”指的是突出光学特色,在全国率先开设了“光学材料”、“光学工艺”两个专业,如今学校仍是国内光学类专业设置最全的高校之一。“两个三结合”则是校内“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校外“学校、研究所、工厂”相结合,促进教学与科研二者的融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高起点的办学实践。建校初期,王大珩先生在科研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坚持亲自为学生上课、指导毕业论文。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都到学院兼课,后来成为院士的就有14位,还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蒋筑英等许多国内著名的科学家。王大珩先生非常重视学生的实习锻炼,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厂是学院的实习基地,长春、成都、西安、上海、合肥5个光机所及上海技物所都是学院的毕业设计场所。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高层次的实训基地,为学院奠定了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在王大珩先生的带领下,全院师生因陋就简、勤俭办学,学院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光明日报》、《吉林日报》都曾予以长篇报道。

  不了的理工情缘。1965年以后,王大珩先生不再担任学院院长,但他始终支持、关注学校的进步与发展,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和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它的建立、成长和壮大,我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人。”1988年,他在建校三十周年时题词:“三十而立,继往开来,发扬艰苦创业传统,培养现代科技人才”。1998年,他在建校四十周年时题词:“发扬专业特色优势,教研并举;面向现代建设需要,人才辈出”。2002年,他在学校更名为长春理工大学的贺信中写道,“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坚持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在拓宽学科领域的同时,保持学校的办学特色,不断推进学校事业的发展,争取为国家建设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取得更多的成果。”由此可以看出,王大珩先生“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多年从未改变,对国家光学人才培养的重视从未消减。

  半个多世纪以来,王大珩先生与长春理工大学的点滴往事,处处体现出老科学家对科教兴国的热切期盼、对光学事业的无比热爱、对青年学子的深情期许,王大珩教育思想如一束熠熠闪烁的光芒,照亮学校前行的道路。如今,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光电技术为特色,以光、机、电、算、材相结合为优势,工、理、文、经、管、法、艺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院校。

  发展大光电学科专业体系。多年来,学校坚守使命、强化特色、发展内涵,以光学为核心,围绕光的本质、光的产生、光的传输、光的应用,在最初设立的应用光学、技术物理、光学机械仪器、无线电电子学、光学玻璃5个专业基础上,推进学科内涵和专业方向的分化、衍生、交叉、拓展,创立和发展了从基础理论、到光电子器件、再到光机电一体化系统完备的光电特色学科体系。光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等7个主干学科均已建成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光学、光学工程、物理电子学等核心学科成为国防特色学科,光学工程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如今,学校光电技术特色明显,拥有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别大学科技园、2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高水平光电产业科技创新平台,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共建协同创新联盟,开启高校与行业发展的新模式。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为进一步弘扬王大珩先生的科学精神,培养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2005年,学校成立了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依托优势特色学科对创新人才培养进行全面系统的探索。按照“宽口径、厚基础、倡个性、重创新”的原则,构建了“2+2”人才培养模式,即前两年夯实理论基础,后两年进行专业学习,采用“教学与科研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实行名师授课与全程学业导师制,设立王大珩专项奖学金、学生创新基金,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经过近10年的发展,学院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247项,参与教师科研项目218项,获得各类大赛国家等级奖216人次,学生的综合能力逐年提高。在2013届毕业生中,21人次荣获国家竞赛奖,158人考取全国重点大学研究生,85%的学生被光、机、电领域国内外知名企业录用。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被国家教育部门批准为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熔铸新时期的理工精神。“师者,人之模范也”,王大珩先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师者的榜样,是长春理工大学无上的光荣。在王大珩先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在长期为国防服务的办学实践中,“爱国、爱党、献身国防”、“国家利益至上”的军工文化核心价值观早已融入学校血脉,成为师生共同的精神体现和价值追求。近年来,学校在校园中竖立王大珩先生铜像,组织召开“王大珩院士教育与科学技术思想研讨会”,建设王大珩院士与长春理工大学展览馆,邀请院士、专家来校讲述王大珩先生的感人故事,而由王大珩先生题写的校名一直镌刻在校门上,书写的“实践求是、审时度势、传承辟新、寻优勇进”的嘱托永远镌刻在长春理工师生的心中,汇聚成学校发展的力量源泉。

  困难时期的几件轶事

  自愿扫厕所

  以扫厕所作为“掩护”,王大珩一方面为表示自己对于运动的拥护及彻底改造自己的态度,一方面也为了保护国防科学的发展保留了火种。

  同实际情况相比,剧情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根据王大珩的自述,他是受到迫害后“索性自愿去扫厕所”,并没有被关押看守所的情节。

  文革爆发后,王大珩差不多每天和聂荣臻的秘书通电话。在比较危急的情况下,提出请求部队保护光机所,这个请求得到了聂帅的同意。这使得光机所在初期没有出大事故,不过文革后期还是没有幸免于难,许多科研人员都被关押了起来,有十位科技人员牺牲。

  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突然送去隔离审查,不断有新的“特务”被供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牵连。制造“长春光机所冤案”的正是时任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单奎章。

  王大珩看不过眼,在一次大会上,他公开给单奎章提意见,“我的确认为单主任的很多做法是不适当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过分的,我不同意这样做!这样做是要打败仗的!”单奎章脸色铁青,立刻做出决定将王大珩发配到下面劳动看管。

  王大珩索性主动要求扫厕所。“就是堵住他们的嘴,这也是一个策略吧。只要是对所里有好处的事,不管是大事情、小事情、累的事情,还是动头脑的事,我都能干。”王大珩若干年后这样提起这段历史。

  就在扫厕所的那段时间,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又有一百多名名老科学家、青年科技人员等被打成“特务”。王大珩不顾单奎章身居高位,“还是决心与他拼上一拼”。

  1977年6月25日,王大珩终于等来了机会。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他以“关于光机所一场触目惊心的灾害”为题,首次揭发“长春光机所冤案”,痛揭“四人帮”爪牙单奎章在光机所的种种罪行。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邓小平曾说:“让专家去扫厕所,岂有此理啊!”其实王大珩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写照。

  参加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设计

  在光机所,虽然王大珩带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虽说被边缘化了,可国家还是不得不请他出山担任毛主席纪念堂建设中涉及光学问题的设计师。

  故事要从1976年9月9日说起,一代伟人毛泽东溘然长逝。第二天,退休多年的北京六零八厂原光学设计研究室副主任李家英接到了制作存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任务。水晶棺必须在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开放前制作完成。

  水晶棺看起来结构简单,实际工艺相当复杂,涉及技术领域众多。中央对棺体的设计制造提出最为严格要求是“庄重大方,气魄雄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如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要有可靠的保障措施”。此前我国从来没有制造过水晶棺,技术资料储备几乎为零。

  经过反复思考,水晶棺的大致方案定下了:除去用来固定的基座,棺体由棺盖一块板和棺体四块板,共五块板组成,使用与水晶外观效果几乎没有差别的K9玻璃来制作。

  不过,五块玻璃组成的棺体在没有胶粘以前,必须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状态,这异常困难。水晶棺的棺体是梯形,底面和顶面都有夹角,要保证角度的误差在规定限制以内,也就相当于宽度和长度之比的误差是万分之一左右,在当时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不仅仅要求设计者设计的精确,更需要负责加工者最精细的处理。

  李家英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一旦出现问题,就面临全部返工。于是与上级汇报商量之后,决定邀请时任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所长的著名光学家王大珩院士审查图纸,希望王大珩的把关能把风险降到最小。

  王大珩很快就赶来北京,李家英把自己的设计图纸给他看,王大珩审查后说:“图纸数据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还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管化学所研究的胶有多么的牢固,总是会有老化的时候,万一这个胶老化了怎么办?最好也能让五块棺板在没有胶的情况下也不至于塌下来。”

  他建议李家英使用“虚空原理”(一种达到自动平衡的方法),再稍稍改动一下棺板的角度,达到自动平衡,这样水晶棺的五块板材即使在没有胶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坍塌。李家英回到单位重新做了计算和改动。

  在水晶棺制备工作中,王大珩运用丰富的光学技术知识,综合考虑了棺板间角度、软胶厚度以及力学等因素,对水晶棺进行了临界设计,并对瞻仰大厅的灯光设置及环境条件要求做了统筹安排,从而取得最佳瞻仰效果。他还身体力行,手把手教大家涂憎水膜,解决侧板的反影问题。

  “坏分子”是否严惩?

  依法严惩,“长春光机所冤案”终平反

  1977年8月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王大珩再一次就“长春光机所冤案”作出情况汇报。

  根据官方会议记录显示,8月5日有人谈到吉林科技界问题很大时,邓小平指示:“就从吉林那里着手。与王恩茂通个电话,请他们指定人专门解决科技界的问题。像吉林光机所单奎章动不动就把人送公安局那样的问题,要抓典型调查,集中解决,要把整个冤案平反。先平反再说,个别有问题的另作处理。”

  此后,根据该指示,吉林省委对单奎章进行审查,移送司法部门依法严惩。省委还派出工作组进驻光机所,对一起起“特务”案件进行复查,证明被打成“特务”的166人全部都是冤案。至此,“长春光机所冤案”终于大白天下,彻底得到平反。

  其实不止在长春,在上海,苏步青曾被戴上了“卖国贼”、“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送到学生宿舍3号楼关了6个多月,一共被批斗了100多次,以70岁高龄下放到江南造船厂劳动了好几年。即使在“四人帮”粉碎后,苏步青每天还要扫两次厕所,剩余时间躲在房间里搞数学研究。

  而在同济大学,李国豪还因为是“校内最大反动学术权威”处于监管中,不允许自由行动。即使是会诊南京长江大桥,也是被押去南京的。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黄金平研究员,至今提到那年的科技教育座谈会,仍然有些激动。“会上,苏步青的确是第一个发言,说要推翻‘两个估计’,要实事求是地估计教育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的现状。”黄金平说,“苏步青还提到,收到全国各地60多位爱好数学的青年寄来的论文,其中10多位青年很有数学才能,可以作为研究生培养。邓小平马上对身旁的教育部负责人说,通知这10几位青年,让他们到苏步青同志那里考研究生,来回路费由国家负担。”

  1977年8月8日,科技教育座谈会圆满结束。此后,王大珩回来了,为中国带来了激光核聚变、跟踪经纬仪;苏步青回来了,为中国微分几何奠定了最厚实的基础;李国豪回来了,为上海带来了洋山深水港和黄浦江上那么多座大桥……一个充满了科技与理性光辉的时代回来了。

  蒋筑英

  蒋筑英,1938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旧职员家庭。解放后,他曾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红旗下幸福地成长。1954年,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劳改入狱,年仅15岁的他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仍努力学习以报答祖国,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在北大期间,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由于家庭困难,蒋筑英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大学期间十个寒暑假,他有八个是在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大学毕业前夕,母亲来信催他回上海或杭州工作。蒋筑英理解母亲的苦衷,却也知道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他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1965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以后又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和镀膜要求,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他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蒋筑英是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

  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于成都。死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导师王大珩很快看出,自己这个学生质朴、正直、勤奋,并判定他是块璞玉,经过雕琢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根据导师的指点,蒋筑英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1965年,他年仅26岁,便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令日本学者大为惊奇不已。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70年代,中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二十年里,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副研究员,一直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地工作。他虽无一官半职,却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被称为“不管部长”。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四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他于6月15日下午5时3分去世,终年43岁。

  急国家之所急

  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这个科研领域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所长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求,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蒋筑英开始在崎岖的小路上奋勇攀登了。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

  有的伙伴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却步了。蒋筑英说:“科学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四年之后才发现镭。我们还没搞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他们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在1965年设计并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这时不足30岁。

  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十篇学术论文;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在颜色光学方面,蒋筑英发表了五篇学术论文,其中《显像基色坐标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一文,被列为国内确定荧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蒋筑英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之后,还撰写了《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这一论著,对中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蒋筑英性格直率,不善于说大话。他把对祖国、对党的深深的爱,都融人自己的工作之中。关键时刻,他总是能急国家之所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巨额财富。

  公而忘私

  1979年,所里派他去西德进修。在国外学习期间,他省吃俭用,尽可能地节约用钱。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但是,他不能回请人家,因为上饭店太贵,他舍不得。于是,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请客。他做的中国菜,外国朋友吃了都连连称赞“顶好!”半年时间一里,蒋筑英的确省下了不少钱,按说,是应当发点“洋财”了。但是,蒋筑英首先给所领导写信,问所里需要买什么器材?领导回信说,你在国外很辛苦,需要加强营养,不要给所里买什么东西。一位朋友劝他:“你该给家里买台彩电”。蒋筑英回答说:“我也真想买台电视机,不过,买台黑白的也就可以了”。回国的时候,蒋筑英用节省下来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十九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剩下的钱,则全部交给了所里。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所里派他去英国和西德验收进口机器。这次,他同样考虑的是要节约更多的钱,为所里添置器材。他就是这样,时时想着国家、集体,想着自己的科研工作。

  杨世杰

  杨世杰(1933-2012),籍贯宁波,1933年2月出生于上海。杨世杰是我国天文光学事业开创者之一,现在仍继续孜孜不倦地为高、精、尖科研和国防所需的各种特殊要求的光学镜面作出设计和加工,从事天文光学的实践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杨世杰年轻时就立志献身天文光学事业。1955年,他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就抱着一台自制的小天文望远镜,走上了他一直向往的紫金山天文台。当时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研制事业才刚起步,杨世杰用“铁杵磨成针”的精神领导建成了天文望远镜研制的实验基地。

  “因为当时电力设备不够,磨片的地方一定要恒温,湿度也比较大。所以杨世杰选择了紫金山上一处防空洞,面积不到15平方米。”紫金山天文台院士熊大闰告诉记者,光学望远镜镜面要求精度高,“那个时候没有现代技术,都是要靠手工打磨,磨镜片最快也要几个月,长的要好几年。”而且磨好的镜片也很“娇贵”,哪怕用手指头按一下,都会造成温度升高而变形。

  1956年,才到紫金山天文台工作没多久的杨世杰打造出我国首台施密特望远镜,这种是由折射和反射元件组成的天文望远镜,镜面里要安装一面S型的改正镜,“S型的弧度要求非常精确,就算是现在,也不是一般的光学仪器厂可以打磨出来的。”熊大闰说。2000年前后,国家准备打造太阳空间望远镜,而这个有着中国“哈勃”之称的一米口径的望远镜的镜片,就是由杨世杰亲自磨制完成的。

  1966年元月经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批准,杨世杰被破格提拔为副总工程师。他30岁才出头就赢得人们尊称为“杨老总”。杨世杰在天文科普上的贡献也很大。他在《天文爱好者》上撰文写怎么制造望远镜,被广大天文爱好者视为“入门书”。

  高伯龙

  高伯龙(1928.6.29-2017.12.06),理论物理学家、激光物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历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主任教员、讲师、副教授,长沙工学院物理研究室、激光研究室副教授,国防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教授、环形激光器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三届成员,国家863高技术专家组成员,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 名誉理事,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

  工作事迹

  1954年,由于工作需要,年轻的高伯龙被选调到哈军工任教,这位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一头扎进物理教研室,在他钟爱的理论物理世界中遨游。然而,历史却最终让他改变了人生轨迹,将自己的选择毫不犹豫地标定在祖国的需要上。

  上世纪60年代,在激光诞生后不久,“环形激光器”作为新型导航设备的核心,引起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家的普遍关注,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项科研竟会如此之难。

  1971年,在钱学森建议下,国防科技大学成立了激光研究实验室,并调入高伯龙从事相关研究。依靠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其他人还在研究国外环形激光器设计思路的时候,他就提出全新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案。1978 年, 高伯龙率领团队研制成功第一代环形激光器实验室原理样机,1984 年又研制成功某型环形激光器实验室样机,解决了大量理论和技术问题。

  然而,要使原理样机过渡到实用阶段, 还需进行工程化处理,而其中的关键技术——基础工艺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根据我国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 要突破这道难关几乎不可能。高伯龙却认为,作为当时国内唯一坚持研制工作的实验室,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因此,他毅然决定, 放下多年的理论研究, 把研究方向转入基础工艺。

  为了研究的需要,近60岁的高伯龙重新当起了学生,开始自学计算机相关知识。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刻苦的钻研精神,他很快成了编程高手,编写的计算机程序解决了研究工作中的大问题。

  1993年初,国内某重要装备研制进入关键阶段,有关部门督促国防科技大学在1994年底前完成环形激光器工程样机研制。此时,他们的攻关卡在了镀镆这道世界性难题前。高伯龙决定背水一战, 在实验室成立攻关小组。为了突破技术难关, 高伯龙像着了魔, 更加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老伴把饭送到实验室, 他却埋怨老伴打断了他的思路, 心疼他的老伴委屈地说: “以后再也不给你送饭了”。

  在高院士的率领下,终于在规定时间前研制成功某型号环形激光器工程化样机,并于当年11月在北京通过了专家鉴定。在此期间, 高伯龙还率领技术人员研制成功了全内腔绿色氦氖激光器, 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第3个掌握这种制造技术的国家。

  此后,高伯龙带领着大家开始了激光技术新领域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新成果。尽管研究内容变了,率领的队伍也发生了变化,但是高伯龙搞科研的那股拼劲却依然如故。

  生活事迹

  在外人看来,高伯龙院士每天都在实验室工作,眼中心里只有激光,平时不好打交道。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高院士既关心国家大事,又关爱同事家人,工作起来严肃认真,生活中却和蔼幽默,至情至性。

  2008年初,一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长沙,电力供应极其紧张。那段时间,实验室只有在晚上有电。高伯龙为了工作,他白天睡觉,晚上做实验。博士生小文回忆,“那段时间,校园里积雪很深,高老师穿着解放鞋小心翼翼的走着,坚持每晚到实验室来观察数据,指导试验,而且总要一直工作到清晨停电后,才步履蹒跚的回家。即将满80岁的老人了,我们这些学生看着既钦佩又心疼。”

  高伯龙院士在学术上极其严谨细致,学生撰写的论文,他往往仔细推敲,提思路、出观点、改论述,却从不在论文上署名。高院士在发表论文上更是谨慎,且坚持只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论文,近10年来仅在《中国科学(英文版)》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了10多年来在环形激光器研制方面的主要成果。

  在生活中,高伯龙是一个慈祥而又不失幽默的老人。除了醉心于激光研究,高伯龙还喜欢阅读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年轻时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书中典故至今能信手拈来,对鲁迅先生的作品也很熟悉,有一次跟学生聊天,提起《聪明人、傻子和奴仆》,他还开玩笑的给在场的人对号入座。

  虽然年事已高,高伯龙每天坚持读报纸、看电视,关注国家大事,而且喜欢与当过教师的老伴讨论,写时评。他的时评文笔犀利、一针见血,多次被媒体选用。老伴听力不好,去医院看病听不清医生的话,高伯龙就陪她一起去,认真聆听后再把医生的嘱咐详细写给老伴看。他的象棋下得好,经常与家人、朋友对弈,赢了固然高兴,偶尔输了却也非常开心。

  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几位已经过世的具有代表性的光学界大师级人物,我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致敬的光学科学家。相信作为一个新时代光学人应该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中国未来的光学发展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奋斗。

(文章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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